比如说我最近研究什么，然后过两年再研究什么，这当然是可以有计划的。

三、沧海横流，历久弥新 孟子去世后，他的思想逐渐得到认可、推崇，这实际上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面对佛教思辨的繁复巧密，儒家思想在宇宙论、心性论方面暴露出不足，导致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的尴尬境地。

孟子一生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圣，都离不开孟母的启蒙教育，也离不开其思想本身蕴含的哲理智慧。《孟子》中的思想，恰恰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求、社会的需要乃至时代的发展。孟子以性善为根基立论，建构出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修养工夫，既为士人找到了内心向上、向善的依托，植入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时也描绘了个体主体性超越的一面——通过个人心性修养，就能知天、事天。孟子的雄辩滔滔让儒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得以凸显。孟子亚圣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而且孟子进一步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老师我的问题也到这里就结束了。

沈裕挺: 对，那我这边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问问老师您对沟通中西的思考怎么样才能普遍地运用到普通人，包括青少年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之中呢？您也提过学术研究是大众普及的基础嘛，那我们如果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具体怎么做呢？ 彭国翔：你是指大众传播是不是？（沈裕挺：对，就沟通中西这方面来说的大众传播。古人讲变化气质，其实就是这样。但文理学院这样一种机制，或者说我们讲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希望你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不为某一种单一的学科所限。我想未必是一定十五、三十岁、四十岁如何如何，它其实是标志着一个人不断成长、达到的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现在的学科分类系统里面，比如说在西方，它跟哲学可能反而远一些。他阅读很广，看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书，文、史、哲，看了之后慢慢自然会在研究和思考当中融合起来，给人一种这个学者是一个跨学科的学者这样一种感觉。

90年代中后期也更开放，对吧。但是，一个人掌握不同的拳法，并不是说你可以打乱你练习一种拳法必要的步骤。换句话说，身教的力量往往是超过言传的。从教以来，我也是不断向学生说明这一点，希望他们能够培养一种国际的视野，在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充分了解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大文明传统，作为了解我们自身的参照，也作为发展自身的资源。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因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比如说，我博士论文是写中晚明阳明学的，我写完之后，下一步突然要研究德国的某一派宗教神学，那可能就一下子跳得太远。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普遍的方法论，不只是阅读中国的文献，阅读西方的也是一样，首先还是要了解它是在说什么，然后当然可以说它可以帮助我什么、我可以问它什么、我现在的问题可不可以从它的立场做出回答。比如我们俩说话，你每说一句，如果我都说你说的不对，你没有理解我的话，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怎么往下继续呢？我们的对话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彼此了解的基础之上。

那人家怎么认定你呢？只有看你的文字、作品了。因此，无论是我自己学习的时候，还是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要求在阅读一个文本时，首先要尽量了解这个文本是什么意思。

当然，古今中外大部分的世俗之人其实是不太考虑这个问题的，只是过着随躯壳起念的生活，这你也不能强求。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学术和学者的影响力总要关联于一定的领域，不能泛泛地谈。

这个意思就是说，读书一定要产生一种转化的力量。朱彦臻: 那老师有没有比较好的您自己使用的或者是参加的一些同行交流的方式，就是不只是哲学领域了，可能整个人文学科或者是更大，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的学者加强配合，互相交流的比较好的方式呢？ 彭国翔: 那当然就是面对面的，比如说像学者之间的讨论会，比如说一个题目比较广泛的会议，不是属于某个单一的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而是有关广义的人文学的。这都是当时直接在台湾见面的。你们都知道，孔夫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从民国以来到我自己的老师辈，再到我自己，所谓的同与不同，怎么讲呢？现在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不同老师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取决于老师自身的学识、眼光、视野、格局和立场。朱彦臻：关键其实还要看学者个人的这种自觉和主动性哈。

但是，这很有意思，慢慢就会将你带入到其他的学科，而随着你的不断阅读，你其实也就在不断接受着其他学科的专业训练。这是我大学阶段的一个情况。

其实不光哲学，文学、历史，广义的人文学，humanities，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做学问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知识，一是创造思想。

像民国以来的老学者，包括再往后我的老师辈当中，那也是各自不同的，不大容易一概而论。这样的阅读经验，显然会给你带来知识结构的更新和研究方向的影响。

改什么字呢？我想德国有个杂志，研究中国学问的，叫《华裔学志》，台湾有个杂志，叫《鹅湖学志》，鹅湖就是中国历史上陆九渊和朱熹鹅湖之会的那个地方。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研究目标是帮助研究者和未来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在专业领域成功会通中西知识体系的学者的教育和学术经验，并促进其他学者的学术职业发展和年轻人的教育。我那时也看了大陆出的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但给我的印象不深。

这种智慧始终是有价值的。我主要是想围绕着文献基础再追问一下老师。

无论是对于理解黄宗羲的思想变化还是对于理解宋明理学史的整个版图，那本《理学录》都很重要。这个道理放在我们人文学科，就是说文、史、哲、宗教、艺术等不同学科要配合起来。

史学方面就是有像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等。彭国翔: 这个当然是有啊，包括你最直接的导师对你的影响。

你一定要在某个学科里掘井及泉，要把水挖出来之后，再去跨学科。而且，即使说你跨了出去，你也很难平均分配。而他们毫无疑问会从自身专业的角度来看送来的文章，对不对？如果你哲学方面修养很好，审查人未必知道你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就算知道，也会觉得虽然你是历史系的博士生，但你文章表现出来的哲学训练不错，显示出你对哲学不陌生、不外行，而且你文章里面所有相关哲学的部分都讲得不错，那审查人一定觉得你合格。当时流行的教育是老师来家里教书。

比如说我最近研究什么，然后过两年再研究什么，这当然是可以有计划的。一般来讲，一篇文章都是一个专业的视角。

就算你非要添加，也是多余的。朱彦臻：非常感谢老师刚才的回答，我接下来可能会围绕着您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学术观点去进行提问了。

哪怕人数不多，彼此大家能够了解，那也是很有意思的。没有这个自觉和意识，一切无从谈起。